来源:中国文化报
中华文化将实现复兴,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登上过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不同于以往的自发自为,这次是完全自觉的行动,突出标志,就是文化规划。这些文化规划记录了这一时期的重大文化思考和谋略,体现了有关文化建设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凝结了这个文明古国重视文化的传统精神和时代理念,也开创了文化建设的一种新机制。文化规划是文化改革发展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是宣言书、动员令和求贤榜。伟大的目标,壮阔的构想,新的布局谋篇,孕育着文化建设新一轮重大突破。
能谋全局者方能谋一域,能谋久远者方能谋一时。“十二五”时期是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站,有关文化规划已经相继发布并开始实施,五年跨度的文化建设正在规划确定的轨道上运行。这些规划,是这一阶段重大文化举措的“打包”,内容宏富,含金量高。规划的出现,使文化建设多了一个战略性工具,而且是“硬手段”,但要让工具用得顺手,让这个手段真正硬起来,还得了解规划内容,把握规划精髓。
一、体大思精:文化规划体系初步形成
进入“十二五”,众多与文化相关的规划相继出台,蔚为大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规划,其中涉及到文化内容,2011年初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第十章,为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规划做出示范。而且,很多提出文化立省、立市、立区的地方,把文化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综合性规划和专门性规划,把发展文化作为中心,比如把利用文化资源作为城乡统筹的主要战略,由此成为规划的轴心,西安临潼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是这样的思路。
作为专门性规划,《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于今年初出台。与之相衔接,文化、广电、出版等部门也分别制定自己的规划。
在专门性文化规划下面,一些重要领域和项目又有规划,比如文化部在部级规划下面编制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等方面的规划;在公共文化服务规划和文化产业规划下面,又分别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动漫产业等子规划等。
在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中,都包含文化部分。一些部委、行业从加强文化建设出发,比如海洋文化,也在制定规划。
至此,围绕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性规划到专门性规划的文化规划体系。这个体系上下呼应,首尾相衔,“母子”相顾,彼此兼容、互通和联动,涉及文化建设多个层次和侧面,形成了“规划叠加效应”。从深层次看,这体现了当前文化改革发展的配套推进,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系统化要求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式发展。
文化进入国家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的嬗变。我们国家的规划,与前苏联和西方一些国家类似,一开始就是国民经济计划,虽然范围较广,但主要是指物质生产,而且最初的着力点是重工业项目。改革开放后,从“六五”开始,改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文化作为社会事业的内容进入国家综合性规划。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在国家综合性规划中的分量也开始加大,专项文化发展规划应运而生。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是第一个国家级文化建设中长期专项规划,文化部等部门随之也制定“十一五”时期文化规划,对文化建设发挥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有力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对文化规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对文化行业乃至于全社会关于文化规划的一次启蒙。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五”的最后两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都获得了重大进展。从此,重视规划在文化系统和行业蔚然成风,各类文化规划出台一发而不可收,“文化规划热”方兴未艾。而在此前,文化系统很多人并不了解文化规划,就是知道,也觉得就是一个“纸上划划,墙上挂挂”的东西而已。
“十二五”时期文化规划的显著变化之一,是文化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作为单独部分论述和部署,而以往都是放在社会事业部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文化从社会事业剥离出来,首开先河,为全国各地此类文件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本格式”。这种单独为文化开门立户的做法,不仅突出了文化地位,而且为文化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部部长蔡武还参加了这一规划的调研与起草,这是文化部门首次参与国家大盘子切割。文化在国家规划中的权重明显增加,成为规划中引人瞩目的新兴类别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文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变化的真实写照。
文化建设需要发动和鼓励,需要引导和促成,规划正是这样的抓手。文化规划具有预见性、先导性,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传递了文化信心,是社会资本流动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金融危机中登高一呼,受到广泛关注,在市场上引起强烈反响。今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发布,股市又再现这一幕。
文化规划在国家规划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首先是体现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当今中国力图改变单一的经济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本质上看,文化规划是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大命题下做出的文章。众多规划在文化上殊途同归,多种经济社会门类的运行轨迹交汇于文化,反映了文化对于时代的引领。其次是体现了文化科学发展的要求,努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挖掘和整合文化资源,激发和调动文化生产力,并且在文化建设高潮迭起、大开大阖中保持应有的理性、审慎和规范。在目前社会普遍看好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文化领地迅猛扩张,资本涌入热情高涨,规划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在做大文化建设体量的同时,实现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变革和质的提升,有效利用行政和社会成本,提高发展效率,以文化的科学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二、谋定后动:文化建设渐入佳境
规划地位突显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个经济社会门类共同的特征。文化进入规划并且迅速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是这一社会趋势的体现,也是对国家规划系统的完善。文化已经与中国经济社会同步进入以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为基础的规划引路阶段,加快实现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十二五”文化规划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就是当前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水平的宏观测度,也是这个时代重大文化追求的刻度。这一阶段文化建设呈现以下四个特征,为文化规划编制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由表及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文化建设经过探索,特别是经过经营与非经营纠缠不清的困惑与彷徨之后,终于将传统的单一由政府包揽的文化事业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分野。这是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重大分工,为文化的深入发展开辟了道路。经过这些年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分别向纵深推进,形成了各自的目标、战略和路径。文化发展的这种由浅入深,使得制定文化规划具备了基本的前瞻能力,能够看到近中期乃至于长期的发展目标,并确立相应的战略和步骤。规划制定的蓝图,意在保证实现文化发展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性,这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不只如此,规划能进一步激发各方力量支持、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形成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为不断推进文化建设注入活力和动力。
由虚入实。文化历来以“虚”为特征,这是因为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文化建设却需要实实在在的设施、经费、人员、活动等等。把文化建设往实处做,是近年来的努力方向,如果将“十二五”时期的各类文化规划与以前相比,就会发现它要实得多。文化建设的“虚功实做”,就要从编制规划开始,这也是规划编制者强烈的意识。规划的各个部分都竭力避免空泛和大而无当,特别是提出实实在在的指标体系、项目支撑体系以及实现这些指标、落实这些项目的措施、工程甚至是真金白银。文化规划的“实”还突出表现在保障措施上,包括投入、土地、金融、税收、贸易等,而且具有可行性。
由软变硬。规划是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政府行动纲领,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被称为“第二法律”。规划的落实,关系到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规划的刚性,将改变长期以来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最容易被挪用的经费是文化经费,最容易被挤占的设施是文化设施,最容易取消的项目是文化项目”状况。文化规划对于文化建设的强制性作用,不只是在于规划的内容,还在于规划这种方式。它将促进文化观念和文化工作方法的进一步转变,特别是改变一些地方文化工作完全依靠某个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兴趣,而且是凭拍脑袋办事,结果就会发生“人走政息”甚至是朝令夕改。规划的变化说明了文化建设开始走上重法制、重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轨道。
化散为整。文化规划的制定是一个民主化过程,也是改变文化工作碎片化的过程。在经过反复论证、碰撞从而实现提炼和融合之后,文化规划集中了一个时期以来各个方面关于文化建设的智慧,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和预测,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方针、任务和战略,文化建设的主要门类及其特征和建设手段,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等等,披沙拣金,把零散的、片断的内容,按照规划的结构有机融为一体,在严谨的逻辑、缜密的框架、清晰的层次中,系统地勾画出未来的蓝图。
文化规划渐成气候,直接反映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实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心雄声壮: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气盛言宜
随着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又经过全球金融风暴的洗礼,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号召,文化在中心舞台脱颖而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紧随六中全会出台,把六中全会的雄心写在规划上。气盛则言宜,心雄则声壮,六中全会精神给了这一时期文化规划多方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一步凝聚了文化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对文化地位、功能和重要性上,而且体现在发展怎样的文化和如何发展文化上。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强调坚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事业与产业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对它们的思考贯穿着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层面,并逐步形成了基本相同的认识选择。因此,六中全会决议发布后,很快在全党全社会得到响应。而通过宣传、学习六中全会精神,把认识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社会的文化共识。有共识,才会有合力。以往在相互关系的平衡与博弈中,做出牺牲和让步的总是文化,这种局面将有所改变。
第二,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力量。六中全会把文化建设放在党的工作重要层面,文化不再只是部门工作,而是全局工作,从而扩大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为文化建设调动和积蓄起广泛的力量。而且,全社会越来越关注文化领域,看好文化建设的前景,对文化发展有信心,希望能在文化上有作为、有贡献。一些相关部门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主动性明显增强。六中全会高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旗,文化建设力量从此集合在这面旗帜下,面貌和能量都大不相同。
第三,进一步拓展了文化空间。一旦形成发展文化的共识,并且把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调动起来,就会加速文化向社会各领域、各层面渗透和覆盖的趋势。比如,六中全会后,沉寂了一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又活跃起来,而且一些民营企业也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又比如,各部委加强了部门文化、系统文化、行业文化建设,提炼本部门、系统、行业的核心精神,并且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容,特别是深化和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第四,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行动。经过六中全会,文化建设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增强了,一些原来无法兑现的政策有了兑现的可能,所谓“伪政策”“假政策”减少;六中全会明确了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路径,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企业和个体经营业户成了“明白人”,不仅提高了积极性,而且提高了效率。由于增强了文化自觉,文化工作在一些地方原来是“选修课”,现在变成了“必修课”。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其他一系列文化发展规划接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布,六中全会成果直接进入了这些文化规划。与“十一五”时期相比,这些规划的高度、深度及面貌为之一新,出现了许多亮点。特别是六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进入规划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完善了规划的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
在指导思想上,既有一以贯之的坚持,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主导着规划方向。“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新表述,丰富和充实了规划指导思想的内涵,特别是实现了目标与道路的统一,充满着自觉与自信的力量,从而把文化规划的思想置放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规划的主线和灵魂更有穿透力和统摄力。
规划的方针原则也贯穿着六中全会精神: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它强调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坚持,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提出,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理直气壮。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文化建设和百姓生活,而不是悬浮于空中,绝缘于生活,要在造就健康活泼文化局面的过程中实现文化引领。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党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传统结合在一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发展。它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无论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是发展文化产业,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文化需求。此外,把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作为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内容,也是文化为人民服务在理念上和活动内容上的拓展。
三是坚持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文化发展的发动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以“改革发展”为题,可见改革创新在规划中的地位。这些规划强调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创新文化管理思路,提高文化的科学发展水平。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和发展业态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文化的改革创新涉及体制机制,也涉及理念、产品、服务和管理。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也将带动传统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新型文化业态的产生。
四是坚持统筹兼顾。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也是正确处理文化改革发展中重大关系的原则。规划强调,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实现两轮驱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形成城市带动农村和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繁荣与管理的关系,促进文化协调健康发展。
四、五年期许:召唤更广泛的文化建设力量
形势判断、发展目标、战略选择、指标体系、项目筛选、保障措施,是构成文化规划的基本要素,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有关文化建设的社会诉求和政府思路的外化,是文化建设重大举措的集大成者。
在形势判断上,“十一五”时期是文化发展的创新发展期。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文化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文化在“十二五”期间的繁荣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也创造了现实前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在“十一五”期间开始的文化工作将得到更大力度的推进,一些引而不发的文化工程和项目也将纷然展开。文化建设长期向好,但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就会增强忧患意识,增强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
在发展目标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奋斗的目标,也是“十二五”文化规划清晰而坚定的指向。“文化强国”是文化规划的“文眼”和轴心。衡量文化强国的应该有一系列以高端、宏大、繁盛为特征的指标和数据,有卓绝一代的大师和足以传世的经典,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和世界级的文化品牌,这些显示了一个国家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具有的实力。但同时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认定文化强国,就是把处于基础地位和短板状态的文化部分作为尺度。从最底层、最薄弱、最棘手的地方观察,更能看清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看清普通民众精神状态和国家文化发展质量,也更能看清中国是否已经成为文化强国或者是成为什么样的文化强国。
在战略选择上,坚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是文化建设的基本战略,整个文化规划,是这二者的交响。此外,更加积极地拓展文化建设的空间,争取更多更大的作为。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既是配合力量,也是主导力量;既是独立力量,也是融合力量;既是无形力量,也是有形力量;既是社会力量,也是市场力量。
在指标体系上,与教育、卫生等领域相比,长期以来,文化工作随机性、随意性大于刚性、稳定性,因此,提出量化指标难度最大。也就是说,指标体系带来的难题,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文化部的规划在完善图书馆评估标准、文化产业增值、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涉外文化活动等方面都提出了量化指标,发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关注,指标的工具作用开始显现。
在项目筛选上,每个领域的主要任务都有重大项目支撑和细化,这几乎是目前所有文化规划的基本格式。用项目滚动的办法推动文化建设,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经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划指标的实现不是靠指令性的手段层层分解下去,而是通过两大途径,一是政策引导,二是项目推动,而政策引导往往体现在项目推动上。因此,项目在规划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最为行业所关注。虽然编制规划不能编成了项目规划,而要注意体现其战略性和宏观性,但项目的作用确实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项目作用更为突出。
在保障措施上,规划一般分为政府投入保障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贸易促进政策和法制保障几个部分。“十二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政策保障机制。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有关政策保障措施的制定和具体的贯彻。正是因为有了一系列政策保障措施的实施,才使得文化改革发展取得好的成效。在全党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背景下,相关部门更加重视文化建设,主动参与文化建设,在保障文化发展的举措上更加协调和默契。
“十二五”时期文化规划编制已经告一段落,作为答卷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规划的质量,增强其科学性。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特征和要求,并转化为规划的成果;其次,规划要走在实践的前面,并在与实践的互动中有所完善,形成动态机制。第三,增强规划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现在的规划有进步,也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规划的意义在于落实,最终能否落实则是对规划质量的考验,也是对文化领域政策执行力的考验。规划中的目标在编制时经过了反复努力甚至是艰难的争取,一旦写入规划,又会成为监督和倒逼力量。形成贯彻规划的运行、保障、评估和督查机制,是规划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当前而言,则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